（二）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的甄别与边界的确定 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经常被笼统且含混地使用于本主题探讨之下。
[40]参见前注[33]，夏正林书，第147页。这样，我国《环境保护法》可谓世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之一。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列举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但是，这类与生俱来、先于国家存在、具有固有权层次的基本权利，不会因为宪法未将之列入基本权利清单，国家即不予保障。[37]我国学者郑贤君认为，宪法权利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权利就是基本权利，就是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权利。她还认为，实现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目标，并非只有赋予自然主体地位一种途径，也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承认自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肯定自然在环境法律关系形成中的价值，又不破坏法律是人的行为准则的基本属性，将自然作为特殊客体加以保护，以通过人对自然的权利( human right to nature)实现自然的权利(right of nature)。如这种赋予自然以权利的法律遭到了工人、农民和流经社区的抵制，他们认为赋予大自然人格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和生计，此外，判决执行的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作为参与权的程序性环境权利（群）的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依据。
这两条河源自雅母诺特里（Yamunotri）和根戈德里两条冰川，它们都是印度教中的圣河，恒河也被称为MAA（母亲），不过恒河目前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先前高等法院裁决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依据，让工业废水不能倒入生命体中。在传统财产权保护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环境侵权制度，在最新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征求意见稿）中也写入了生存权、健康权。[52]可见，从教义学原理和技术的层面看，严格拘泥于争议条款所处的相对文本位置，而忽略其实质内容及在规范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从而使得宪法条款之规范内涵的阐发完全受缚于其形式上所处的文本位置，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在具体论述中，则表现为将人格尊严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个人尊严人类尊严等多样性表述在内涵上作等同化处理。[56]王进文教授在讨论现行《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时，无意中也透露出相同的思考结构。[35]这种资格说的理解模式，明显区别于西方学者将人格视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精神性实体这样的实体说理解模式。
[21]由此，人格，这一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不仅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概念的基础，同时也是这种自身亦非常抽象的法的基础。基督教神学将尊严理解为一种内在地与义务和责任紧密联系的价值。
进而，正由于其基础性，人格尊严原理构成了各项个别性基本权利及其背后的规范原理共同的价值源泉。法律关系特别是权利义务归属的主体或资格，有时直接指权利能力。但是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言，将人格理解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恐怕是中国人对这一译名望文生义附会上去的结果：人格=人的品格=人品，只有‘人格是有可能受到侮辱的，对于‘人品却无所谓侮辱。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就人格得到如下共识：在哲学（神学）中，不同于物理意义上的人，人格乃是以个别性的方式存在的、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精神性实体。
作者简介：白斌，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可以说，对人的尊严的肯认是现行宪法制定时的基调丝毫不为夸张。如此理解的第33条第3款，一方面将包括人格尊严在内的人所固有的、前国家性质的诸种基本权利纳入人权概念的外延之中。规范宪法学将这种解释方案简称为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根据资格说，此条即意指：公民作为人所必须具有的资格具有尊严，此种尊严不受侵犯。就人格尊严规范之体系地位而言，狭义人格权内涵说往往将其视为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规定的补充和扩展。
这种抽象的、精神性的、尊严性的权利义务主体，其规范性地位是预先给定的，不需要条件。[4]有学者在考察了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理论之后，认为我国《宪法》38条第1句侧重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与人的尊严尚有距离，思想基础也未集中于人是目的。
就系争条款而言，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乃是人格尊严规范的背景，但此背景却并非专属于它，而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宪法规范——特别是全部基本权利规范——的立宪背景。他在陈述了现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之后，说：正是在这种共识基础上，八二宪法分别在第37、38、39、41条中连续对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作了规定。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侧面，而这里拥有最高的、绝对的价值的只是其精神性侧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具有绝对性的人格尊严不同，一般人格权乃是人格的一般性存在条件的规范化，故而是相对的，要受到他人的权利、公共利益和合宪性秩序的限制。[64]而正由于其统合性，可以说，人格尊严原理的内涵中具有全部个别性基本权利的因子，换言之，任何个别性的基本权利均可在人格尊严原理中找到其位置，尽管此种位置的具体重要性会因该权利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对于整体人格尊严之保持与发展的意义而有不同和变迁。[3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自己在这一问题上逻辑和表述并不统一，有时用人性尊严，有时用人格尊严。
谢立斌认为，我国《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并未像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一样被庄严地规定在法典的第1条第1款，而是规定在了第38条，所以其不具有作为一项统合性基础原理之可能性。在德文日常语言中，unantastbar与unverletzlich之间本身并没有论者所赋予的那般大的差别，质言之，unantastbar的绝对性并非由该词汇自身所具有，毋宁来源于人的尊严的特殊性。
纵观世界列国，其宪法文本中并未出现尊严一词者比比皆是。1999年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时，就有与会者指出，人权保护乃是基于人所具有的尊严而产生的。
一时间，‘走资派‘叛徒、内奸、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侮辱性称号满天飞，一大批好干部、优秀知识分子无辜被批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剃了阴阳头，‘坐喷气式，罚站，罚跪，游街示众，总之，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人格扫地。[16]据此可以明了，在西方的神学背景下，person包括两种：human person（人格）和divine person（神格）。
狭义人格权说据此将《宪法》38条概括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权、隐私权、自我决定权等狭义人格权不被侮辱和诽谤，并将人格尊严视为广义的人身自由的一个部分，似乎这样解释更为契合立宪者原意。参见莫纪宏：《实践中的宪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51]而存在尊严一词的诸国宪法文本，也并非均如德国《基本法》般将其置于第一条的显赫位置，但这也没有妨碍该国规范宪法学将此尊严确立为该国宪法的基础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整体的基本权利体系，甚至是宪法规范体系。[23]即强调人格的自我决定的能力、责任能力以及自由意志。
人格尊严原理此一地位的确立，将有助于宪法教义学体系化工作的开展，并极大地推动中国宪法学的成熟，增强其应对与解决变动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问题的能力。此种主体性既然拥有最高价值，那么其在本质的意义上，便不需要其他任何证据、任何外在事物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只能是自我证成的。
[21]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4—46页。财产权可理解为乃是对人格存在与发展的物质条件的保障。
[43]前引[2]，许崇德书，第497页。换个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侵害人权的行为在侵害某一具体基本权利的同时，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侵害，即：对现行《宪法》所保障的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侵害都可以视为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害。
即便其依赖于一些创造它并保障其地位的其他事物，其也被理解为在其被赋予权威的范围内借由此种权威而能自我规定。[57]焦洪昌教授启发我从这一角度思考人格尊严问题，他在一次题为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的讲座中谈到了这一观点的雏形，我在这里则技术性地发展了他的观点。质言之，从概括的意义上讲，该条强调的是拥有人格的人的价值，即侧重于保障人作为精神性、规范性、主体性的存在，即作为尊严性存在的人格。而延伸到法学上，人格则特指具有意志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
[5]参见宋新：《论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及借鉴》，载《东方法学》2016年第6期。[17]在用英文表述的许多法典与国际条约中，普遍存在Human person的表达，但此种表达只有在托马斯主义的人格理论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即除去Human person之外，还存在更高级的divine person，即神或上帝。
但如此大规模研究的密集展开，亦使得如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发有识者的关注：多样性的个别基本权利之间由于缺乏一项统合性的原理，使得上述研究呈现出一种零散性。由此，人格及其尊严先于社会，人的本性之中蕴含着独立性的成分，渴求实现超越于社会之外的完全的精神自由，即朝向于上帝。
[18]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7页。除此之外，狭义人格权说的主张者对于人格尊严人格权各自与宪法文本的关系往往语焉不详。
